相约星期二——渴望交谈（11)：最后的时日

朱正琳先生昨日给我邮件：

点点：附件是渴望交谈（11），应该是最后一篇了，因为老岳母已于5月20日去世了。这一篇写得长了一些，有五千字，意在做一个纪录，也没想刻意作文。现在回想起来，此前所写10篇，都成了很可珍贵的记录，我认为我应该郑重地向你表示感谢。我会在微信中给你发一张照片。问好。朱

我回文：正琳兄，真好文字啊。替我给老人家叩头、拈香。点点大谢。

多日未相约星期二了，今日相约，是想与诸君以渴望交谈之终篇，重温死亡的日常和深邃，重温亲人离世时我们的不舍。以及他们留下的温暖和教诲。每位逝者都是教人珍重生活的老师啊。

文中之图片由朱兄提供。

渴望交谈(11)：最后的时日

老岳母走了。医院记录的死亡时间是：2015年5月20日9:25。那一天离她95岁的生日，仅有不足一个月的时间。笼统一点可以说，她是死于偶感风寒引起的并发症，据说是她这种寿星级高龄老人很常见的一种死法。

老岳母这些年很少有病痛。去年年中，曾因牙疼发炎，不敢进食，住过几天医院。医院考虑她的年龄，建议保守疗法，不愿采取打麻药拔掉病牙的方案。但病牙不除，胃口难开，一时竟似成了困局。后来是求助于一家私人诊所把牙拔了，这才柳暗花明，渐渐恢复了正常饮食。此后病象便日见消退。今年春从海南回来，状态也一直不错。就在5月7号，她还率（或当说跟随）众儿孙去上坟。那陵园里有她母亲的墓和丈夫的墓，丈夫的墓里且预留有她的合葬地。早先她在我们家与妻子聊天时，有一回曾对自己死后不知葬于何处表示过担忧。当妻子告诉她“就与老爸葬在一起”时，她当即表示满意，说：“那个地方好！对面是山···”显然是记忆深刻。

那天上坟之后，全家老小又一起郊游到阿哈水库边的一个小木屋。老岳母还坐在那里看子女们打麻将，看了整整一个下午。精神头似乎也很不赖。不过，听保姆小妹讲，头天夜里她突发哮喘，闹腾了大半夜。那些天她是住在妻妹家里。上坟归去当晚，妻妹电话来了：老岳母哮喘再度发作，住进了医院，并说病情已得到控制。第二天一早我们赶往医院，见病床上的老岳母打着吊针、输着氧气，状况已基本平复。初步的诊断是：两肺积水、胸积水，肺部有炎症以及肾功能不全。大家商量了一个值班看护的计划，我与妻子先领了9号与10号两个白天的任务。

我们的任务主要有两点。一是照顾其饮食，老岳母那两天自然是食欲不振，得想办法让她开口吃。妻子未雨绸缪，清早6点就起床，依老岳母的口味在家里做了好几样吃食，用保温饭盒带上。病床前难免是连劝带哄。或许也是因为治疗有了一定效果，眼见得她的饮食慢慢有所恢复。二是照看她打吊针。老岳母的血管细而脆，很不好找且很不好扎。护士们本来就比较为难，却又加上老岳母因觉难受老动来动去。一不小心就“鼓针”，手立刻肿了起来，又须重扎。两只手都无处可扎时，便在脚上扎。扎上了怕她动，必须有人给按住。老岳母却不依，不断在叫喊：“不要绑我的脚！不要绑我的脚！”这也还罢了。更严重的问题是，医生给她推了利尿剂，所以她时不时会要求起身解小便。医院给了一个卧式便盆，但她拒绝用。我们给她买了尿不湿，她同样拒绝。事实是用这些东西她就是解不出来。也难怪，老岳母是极为爱好的人，95年养成的习惯，确实不那么好改。更何况由于意识有些恍惚，她没有形成积极配合的清晰意愿。这时候我的在场就有点用处了。每一次解便都是一次大腾挪：一个人护住她打着吊针的腿，另外两个人架住她的身子，我们硬把她从病床抬到坐便器上，然后又从坐便器抬回病床。整个过程自然是“险情不断”。

图为朱正琳先生和他的岳母

两天下来，炎症似乎已控制住了，积水情况也明显有所改善。后来几天的状况更是见好。周四我们去看她时，院方已在与家人相商，让她出院回家了。家人有意缓了一天，到周六才把她接回妻妹家里。不想下午5点到家，晚上8点多就又哮喘发作，不得不立马返回医院。医院是轻车熟路，几项措施一上，一切似乎又复归平静。第二天是周日，妻子照例做了吃食带上，我们又在医院值了个白班。也许是头天夜里折腾累了，老岳母那天几乎昏睡了一整天，一直不思饮食。到下午四点多钟，她要求坐起来。由于当天吊针已打完，我们就把她扶下床坐在轮椅上。问她想吃点啥，还是一一摇头。妻子灵机一动，问：“我去给你买几个香蕉？”这一回老岳母居然嗯了一声，没表示反对。香蕉买回来了，她果然接了一个，同时还要求给我们每个人（妻子、保姆和我）各发一个。四个人并排坐着吃香蕉，妻子高兴了，儿时游戏的童谣冲口而出：“排排坐，吃果果。”不想老岳母冷不丁对着妻子和我说了一句：“你们两个好。”我立马插科打诨：“你是说我们两个感情好？我们是两口子，当然是好。”妻子在一旁又唱起儿时起哄的歌：“我们两个好，我们两个好，我们两个存钱买手表。”只顾着逗她开心，未及细想她为什么突兀兀地丢给我们那么一句话。到下午五点多，她突然饿了，等不及地要求吃东西。妻子把带来的几样东西搅拌成糊状，一勺一勺地喂她吃，她竟吃了个精光。回家路上我还跟妻子讲：“老妈看来还能挺过这一关，医生们怕是又低估了她的恢复能力。”顺便说一句，医院早就下过病危通知。

接下来两天她还真好像是恢复过来了，院方又在建议考虑出院。家人商量议定，备一个家用制氧机，周二下午做几项复查，周三即可出院。周二晚上接妻妹电话说“老妈不好”，听上去觉得情况显然比以往紧急。我们连夜赶到医院，进病房只见一大群白大褂围在病床前，正在实施抢救。听到一耳朵诊断意见：肺衰竭、心衰竭、肾衰竭。老岳母两眼发直，喘得惊天动地。左右手同时扎上了针，一边是输氨茶碱，一边是推硝酸甘油。渐渐地喘声似乎平缓了一些，但那仿佛是从撕裂了的胸腔里发出的呻吟声却依旧让人揪心。再看监视器上的数据，心跳数是每分钟150、160，想起多年前一个医生对时患甲亢的妻子说过的话：“你每分钟心跳110下，相当于一天24小时都在小跑步，能不累吗？”很难想象老岳母在这种心跳频率下还能扛多久。所有在场的家人都被一个念头紧紧抓住了：怎么样才能平息病人眼下所受的痛苦。做医生的外孙女婿被招来了，他也看不下去，力主要给婆婆“积极治疗”。他的意思是，上呼吸机的指针已经有了，就应该上呼吸机。他与医院交涉的说法是，病人这么不安、这么烦躁，你们总得有点措施。他劝告家人的说法则是，上呼吸机就必须先用药让病人镇定，病人当下的痛苦因此马上可得到控制。即便病情未获根本转机，到时候还可以再决定撤下呼吸机，让病人在昏迷中离去。应该说，这个说法很有说服力，本来对呼吸机就没有什么概念的姐妹们（她们只是事先拒绝了切开喉管之类措施）当然接受了，但也有些许不忍，因为有医生说了：“你们得想好，我那一针下去，老人就可能再也醒不过来了。”我猜想说话人是麻醉师。我虽然有些疑惑，觉得戴呼吸机未必会终止病人的痛苦，且有可能是延长了痛苦，但“先须用药让病人镇定”和“以后还随时可决定撤下”这两个论点也说服了我。一句话，老岳母的痛苦成了燃眉之急。我当时也觉“顾不了那么多”，且痛感自己缺乏专业知识。对于家人的不忍，我倒是有一句劝解之词：“真要是一针镇定药她就去了，倒成了安乐死，求都求不来的。”在场的所有人都同意我的这个看法，也足可见当时老岳母的痛苦造成了多大的压力！

值班医生们最终也同意上呼吸机，但照例是要求家属在一纸协议上签字。大姐代表家人去签字前，全家达成共识：一切以减缓病人痛苦为原则，上了呼吸机后就不再接受任何追加的治疗措施（如切开喉管之类）。签字之后，就见各级医生纷纷赶来，想来都是从睡梦中被叫醒。主任医生赶到时，老岳母的心跳已下降到每分钟120下左右。那位主任医生认为，情况已平缓了一些，没有必要立即上呼吸机。她说：“再观察一下，到凌晨五点若又有发作，我们可以给她打点吗啡。”做医生的外孙女婿立即同意了这个方案，并说：“既然有这个方案，早说呀！”我也觉这个方案很好，胜过上呼吸机，但此前自己却就是没有想到。再回头看老岳母，确实平静了不少，看上去像是各项抢救措施已经在起作用。我们于是又觉得有必要从长计议，决定让三个人留守，其他人回家休息。说好了第二天一早由妻子与我来接班。所谓第二天，其实就是当天，因为当时已是凌晨3点多了。

回家路上，我想起点点和咱们的《选择与尊严》网站。记得点点曾告诉我，现代医学完全有能力让病人无痛而终。可是在今天这个夜里，我目睹了老岳母的痛苦与无助，只觉得自己和家人根本就没有任何可选择的选项。医生们似乎也无能为力，只是在机械地履行各种程序。从晚10点到夜里3点，说来只有5个小时，却已漫长到足以让人濒临崩溃。或许，吗啡早就该用，不必等到“凌晨5点再度发作时”？来不及细想，回到家赶紧睡觉，却是睡不安稳。老岳母那头事实上还遭着罪呢！只不过主任医生一句吗啡的承诺，倒像是先让我们镇定了几分。

清晨六点，电话又响了。妻妹这回是在哭：“老妈不行了···”。我们赶到医院时，老岳母已上了呼吸机。听妻妹说，我们走后不久，老岳母就好像睡着了，其实有可能已经是陷入了昏迷。到5点多钟，妻妹发觉老岳母不再发出呻吟声，赶紧叫了医生。于是有了新一轮的抢救，重点在上呼吸机。上呼吸机的过程倒是比较顺利，没有出现险情。不过，妻妹却看见，呼吸机刚一上脸，老岳母的眼泪就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我猜想，其实当时上呼吸机可能已经没有必要了，医生们或许只是在履行夜里刚签下的协议，以免留下被追究的后患。回过头来想，夜里三点老岳母的心跳频率下降，怕也只是老人濒临死亡的迹象——她的心脏已然跳不动了！而那以后妻妹所见的昏迷，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弥留之际”了。我甚至还有一个猜想：上呼吸机的那一刻，老岳母可能就已经离去。我的根据是五十多年前我亲眼所见的老祖母临终一幕：一声长叹后，脸颊上也流淌过一行长泪。只不过老祖母当时是死在家中的，没有这许多抢救措施。我的猜想也得到某种程度的印证。主任医生特地来告诉我们：“情况很不好。现在你们在监视器上读到的全部数据，都是靠设备和药物支撑出来的。我们只能说，我们已经尽力了。”

有一位男性医生却给出了另外一种信息，他说：“呼吸机是上上去了啊！有没有转机就看病人的造化了。我不管你们在座的都是什么样的身份，我要说一句：久病床前无孝子！我们这里有一位85岁的老头，上呼吸机以后维持了201天，家属差不多都崩溃了，他却活过来了。现在欢天喜地的。···”我不太明白这位医生的用意何在，也许只是好心提醒我们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但听上去怎么有点像是对我们家那位医生夜里向他们施压的一种反弹？不管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吧，他的话传递的心理压力则是明显可以感觉到的。当然，也有别的医生在一旁悄声表示了异议：“95岁和85岁不是一回事。”老岳母却似乎不想让我们为难。靠机器和药物维持的几项指数中，血压就一直没上去过，总徘徊在80/40上下。没过多久心跳频率忽又急剧下降，病房里又出现了抢救的态势。医生问要不要追加新药，家人说了不。医生护士们明显松了口气。“提供一条龙殡葬服务”的“土公子”早已到场（据说在医院有其眼线），此刻在病房里接管了指挥权。留在我记忆中的最后一幕景象是：妻子和大姐夫扶老岳母坐起身来，妻子泪如雨下，可就是不肯哭出声来······。

身边的亲人死了，有些看似平常的记忆片断突然就好像有了新的意义。其中当然会有一些是回忆者自己凭主观意愿附加上去的，但也确有一些是回忆者平时忽略了而此刻才领会到的。还有一些，则是因斯人已逝而生出。老岳母走后几天，我们的记忆中就不断有这样的片断出现。比如说，妻子今年过生日那天特地去看老岳母，并与她合影，然后用微信传给在美国的儿子，题词是：老妈在68岁的生日与老妈的老妈（95岁）幸福的合影。又比如说，5月10号我们从医院回到家里才从微信上得知，那天恰好是母亲节。在朋友们的一片祝福声中我们回应了一句：这个母亲节我们是在医院里陪老母亲度过的。这样一些情节，平时也不过就是给微信添点彩头而已，但眼下想起来却明显有些不同了。妻子的话：“从此成了没妈的人！”

但我们最多想起的却是我们最后当班照看老岳母的那一天。虽然老岳母那一天昏睡的时间比较多，但其实却是比往常都要清醒。早上我们到时，我到病床前跟她打招呼，她温言细语地问了一句：“你们来了？两个人一起来的？”我说：“是。我和老二一起来的，你知道我是谁吧？”“嗯。”“但说不出名字来？”“嗯。”“我和老二是两口子。”“这个我晓得的。”“我姓朱。”“朱正琳。”日间她睡觉时，妻子与我轮流在床边抓着她的手，因为她总是伸出手来寻找我们的手，找着了她才能放心平稳地睡去。我感觉到她的无助。但就在那种情况下，她间或醒来时还问过我：“你没有睡一下？”我赶紧说：“我睡过一会儿了，现在轮到老二在睡。”她点点头就又睡过去了。有一回她醒来时竟忽然对我说了一句：“早点死，早点了。”我当即不假思索地回了一句：“你不要死！你要活到一百岁！”事后想起来，在近三年她和我有过的交谈中，这还是她第一次表达了死的意愿。她当时只怕是去意已决？如果我不是那么俗套地把她堵了回去，兴许她还会跟我说点别的？她与我之间的交谈向来有些“不成句读”，她每每是一句半句甚或一个词两个词地往外“迸”，但只要我确实是耐心在听，她就自会给出她的上下文。这一回我恐怕是错过了什么！

当她又一次醒过来时，神情异常清醒，手指着我轻声说：“你是朱正琳。”接下来就是前面已说过的“排排坐，吃果果”的故事了。她那一句“你们两个好”，不管是对我们夫妻感情表示赞许，还是对我们的某些行为表达谢意，都像是她有意留给我们的最后一句话。我是在她临终那天的清晨悟到这一点的。当时我独自走在小区里我们曾每天推着她“回家”的那条小道上，眼泪几欲夺眶而出。但我忍住了，只是暗自在想：其实我是有理由泪奔一回的，不为别的，就为了这三年间她与我那一次次不成句读的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