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被骂山寨的极限挑战，怎么走出自己的套路

一切都像是偶像剧。

黄磊跑到浦东，在几乎是全上海最贵的LED屏上投了几个字：“回极挑起点桥 黄磊”。平时，这里的广告价码最少30万一小时，这条，因为有黄磊刷脸和卖嘴——免费。

“极挑”，是东方卫视户外真人秀节目《极限挑战》的简称。2016年4月17日，节目播出第二季。重启后第一集，黄磊、黄渤、孙红雷、罗志祥、张艺兴、王迅六位嘉宾被各自扔在上海街头，他们要在不使用电话的情况下，想办法彼此会合。

“LED广告找人”，纯粹是黄磊的“脑洞”，节目组想都没想过——“也没那个预算”。

孙红雷通过电台节目喊话，张艺兴在出租车上听到，一番苦找，两人终于在电台大堂偶遇。孙红雷那时正穿着一件军大衣，落寞地等待行李。张艺兴一心急，跳过安检防护栏，上前和他相拥，此时，《东京爱情故事》的背景音乐响起。

找到彼此时的激动是真的；上一季里，孙红雷骗走张艺兴的箱子，张艺兴崩溃到哭，也是真的。“真真假假，在游戏中失去，在游戏中获得。”黄渤用他语录式的鸡汤，向南方周末记者感慨。

第一季开播时，《极限挑战》曾被批评为是韩国《无限挑战》的山寨版。现在，人们越来越看得清二者的不同，这或许因为，《极限挑战》在自己的套路上走得足够远。

重录？重录！

《极限挑战》的一切套路，都是在第一季第二集中确立的。

导演任静至今记得，第一季第一集节目录制后的第三天，她站在东方卫视中心总监李勇的办公室里坚决提出：重录。

首次录制，效果不好。早上七点到九点，节目组录完了第一部分——一个类似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连环追击游戏。此后，从十点到晚上，都一直忙于第二部分：模仿韩国综艺，在户外搭台，进行各种舞台PK游戏。

“就像把棚里的东西拿到棚外来，只是为游戏而游戏了。”黄渤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这样做出来也能有60分，但我们想要一个80分的东西。”任静说。李勇当场拍板重录，时间安排在第二集录制后一天。

事实上，首次录制时，节目组已经有了不错的框架：每期节目套用一部影视故事。第一集套用的是福克斯电影《时间规划局》，第二集套用韩剧《继承者们》。不同的是，对《时间规划局》，他们设计了一串游戏。而对《继承者们》，他们设计了一串任务。

“我们把他们设计成六个要继承家产的儿子，然后把他们扔到大街上，让他们去完成三重任务。”任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这集里，六个嘉宾首先要选择装进箱子里的金条数——这既影响他们最后能继承多少钱，也决定了他们要承担多大的负重来玩游戏。孙红雷只拿了很少的金条，然后中途骗走了张艺兴的箱子。两人间信任与内疚，成了这集的重头戏。

六个嘉宾还被要求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赶往指定地点，没钱，没交通工具，饿也是真饿，孙红雷到肯德基刷脸，黄渤在地铁上向乘客要盒饭，这都是自然反应。

总导演严敏把这些归结为“结构性喜剧”。严敏喜欢盖·里奇的电影，宁浩《疯狂的石头》就是向盖·里奇致敬，《极限挑战》在重庆录制时，也在剧情上套用了《疯狂的石头》，任务是寻找真翡翠。

“结构性喜剧不是闹剧。你会看到一群傻子在认认真真做一件没有希望的事，或者看一群聪明人用一个自以为正确的逻辑，来做一件错事。”严敏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我们每布置一个任务，就是挖一个坑，等这个坑的效果达到了，我再挖另一个坑。小笑点关联到大笑点，一件事重复三遍，它就是喜剧。”

“继承者”这集，装完金条，人民币被全部没收；找不到峰顶钥匙的人，就没有代步工具；前一个选择影响着后一个结果，步步是坑。

“继承者”录完，任静提议众人想一句节目的slogan，罗志祥想起白天为了抢金条拼命吃红薯，结果一口气装了28根金条后来又只能一块块往外掏，于是张开双臂，蜷起一只腿，摆出一个“命”字，念道：“这就是命。”这个slogan，很快被用在第一集的补录里。

斗智斗勇，智永远在勇之前

补录第一集时，节目组又特意设计了新游戏：抢12。“相当于桌球的9球游戏。你打进前8个都然并卵，但你还不能不打。”严敏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这个游戏也一样，前面11个点都然并卵，但每抢一个，能够延长你的生存时间。”

策划团队为这个游戏做了各种推演，确信它没有一种必胜之道。“没有必胜方法就是好游戏。”严敏说，这也成为后来《极限挑战》设计游戏的原则之一。

游戏设计的另一个原则是：要接近普通人能力的极限。

“事实上，他们六个人的能力已经超过普通人的极限了。”严敏有点儿无奈：第二季第一集，孙红雷需要砸掉一块冰块。测试时，一个小伙子拿着榔头砸了25分钟也没砸碎。导演组怕任务无法完成，于是在高处备了一个电钻。结果后来，“孙红雷只花了一分钟就把冰块砸开了”。

“斗智斗勇”——智永远在勇之前。在《极限挑战》里，一定不会有拼体力的任务；如果有，也一定可以通过智慧解决；如果智慧解决不了，也可以靠投机取巧；如果投机取巧不成，也可以钻规则的空子。

“规则没有禁止，即为允许。”这是一条潜规则。因此，从《继承者》开始，节目组从来就不把规则说死。起初，六个嘉宾还经常会问：“导演这样可以吗？”后来，嘉宾们总是向临时客串的嘉宾传授经验：“极限挑战没有规则。”

第二季第三集，六个人腿上被绑着计步器，任务是在3000步之内赶到机场。“你不可能完成。”严敏说。最后，黄渤赶到机场时，计步器只走了一步——他把计步器取下来绑在了手上；孙红雷把它绑在了脖子上。

黄渤钻了空子，这也“然并卵”，孙红雷抢过他的计步器，一口气摇了1000多步，这数字，节目组也认。

“没有规则”，也让偶尔客串的嘉宾头疼。《港囧》上映前，徐峥曾带着一些香港电影人参加节目，最后，在“没有规则”的大坑中全线崩溃，这期节目最后只好剪成了半小时的花絮，而徐峥以个人身份参与了另一期的录制。

竟然真有炸药

有时候，节目组的确需要将情节严丝合缝地掌握在手。

在第一季崇明岛的爆炸专辑里，六位嘉宾和观众一样吓呆了：两辆停在路边的小车，在他们眼皮子底下爆炸；刚刚按照“爆炸犯”的指示换车，坐了几个小时的面包车就被炸飞。到最后，因为剪错引线，触碰了房间里的加速爆炸机关，六个嘉宾夺路而逃，房间在他们身后瞬间就被炸掉。

孙红雷一度非常生气。“我们搞艺术不应该这么危险，这是无能的表现。”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但他也清楚，这期节目带来的压迫感史无前例，“录制状态全对了。”

这是极特殊的一期节目。节目组为此设置了许多“保险扣”，其中一扣，是黄渤。

录制前一天，《极限挑战》导演严敏开车带着黄渤，顺着路线走了一圈：你几点几分要到这里，几点几分要到那里，一定要走这条路线，那个地方千万不要去。

黄渤满心期待，他原以为在录制的最后，节目组有一个神秘身份等着他，但是，他只是做了一整天司机，然后迎来了一声爆炸——炸车的剧本，他是清楚的；炸房子，他真不知道。

“我知道他们的那种惊讶，那不是说你要炸死我的惊讶，而是我刚才待的屋子里竟然真的有炸药。”严敏向南方周末记者描绘，“这是超出了心理预期的。”

其实正式录制前，节目组已经做过几十遍测试。最后那间房子里的炸药，设置了四个开关，必须四个人同时按下，才会引爆。门边守着一个专业爆破人员，只有当五个人全部跑到安全线外，他才会挂上保险丝——这个人本身也跑得特别快，录制前，他把这套动作演练了很多遍。

被炸掉的面包车，也并不真正是嘉宾们坐过的那一辆。那晚月黑风高，当最后一个嘉宾从面包车转移时，他们开来两辆集装箱卡车，挡住嘉宾们的视线，调包了一辆一模一样的小车。为了装得像样，这套魔术，也练了很多遍。

“极限挑战，最重要的是挑战人的心理安全范围。生命安全是其中之一，但我们只做过这一次。”严敏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更多的时候，我们挑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人与人交往的安全感。”

“我们做的是真人秀，也是一场进行中的社会实验。”严敏对南方周末记者解读，“我们都听说了很多社会学、心理学名词，鲇鱼效应、囚徒困境、零和游戏……我们现在就是在把这些只存在于课堂的名词，给它活化出来。”六位嘉宾，就这样成了实验对象。

《极限挑战》有“三精三傻”，在青岛，MC被分成两组，节目组特意把“三精”之一罗志祥放到了“三傻”那一组去，结果这期节目里，罗志祥完全被“三傻”带跑了。这一集，节目组想讲“从众”。

第二季第三期，六个人被关进六间屋子，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屋内的按钮来淘汰一个人，却并不知道被淘汰的是谁。如果大家彼此都不按，最后将全部受到惩罚。但当第一个按钮被触发，信任体系不复存在，嘉宾们接二连三按下按钮后，他们才发现，按钮淘汰的，是自己。这一集，模拟的是“囚徒困境”。

“我们每一集都要说点儿意思。但是你看到了就看到了，看不到也没关系，你看到它搞笑好玩有意思也行。”严敏对南方周末记者总结。